内容提要：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已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得到广泛 认可（Tajfel，1982)。由于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局限，直到Akerlof and Kranton (2000)的开创性研究才打开了经济学对社会身份研究的大门，随后的行为与实验研究为标准经济学基于个人动机无法 解释的大量现象提供了新的洞察，基于社会身份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已广泛应用于教育经济学（Akerlof and Kranton，2002）、合同理论（Akerlof and Kranton，2005）、经济发展(Basu，2006) 和公共物品供给（Eckel and Grossman，2005；Crosonet al.，2008；Chen and Li，2009；Chen and Chen, 2011）等领域。然而，Akerlof and Kranton (2000)之后的行为与实验研究文献主要探讨社会身份如何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及其对社会整体效率的影响，忽略了社会身份对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侵占行为及其对不公平分配的影响，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探讨，并将侵占行为放在一个腐败行为框架中加以讨论。官本位文化中的官员身份是否是导致腐败泛滥的原因之一？本文设计了一个腐败实验，首次对比分析被试在被称为“参与人A-参与人B”、“官员-百姓”和“企业主-公众”的不同框架中行为的异同。结果发现，“官员-百姓”框架下腐败率显著提高，相对于普通学生，学生干部在被称为“官员” 时比被称为“参与人A”时更腐败，但在被称为“百姓”时比被称为“参与人B”时对腐败却更容忍，与我国特有的官本位文化内涵一致，而“企业主-公众”框架下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政策意蕴是，破除官本位文化是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键词：社会身份；腐败行为；实验研究
载：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4期，15（3）：869-892。
